台灣老兵回鄉探親,帶回5千美金和1雙襪子,老伴:你還不如不回來

庄溪源 2022/07/25 檢舉 我要評論

劉云仲,湖北省赤壁人。1948年,30歲的劉云仲被國民黨抓去當了壯丁。1949年,劉云仲隨國民黨退至台灣。38年后,劉云仲回湖北探親時,給老伴帶了一雙襪子。見面時,老伴氣不過,直言道,「你還不如不回來,死在外面算了。」

以下,我將采用第一人稱視角,講述老兵劉云仲的故事。

我是家中老大,下面有三個弟弟。我父親是私塾先生,叫劉彥文。我2歲時,母親懷了二弟。二弟剛出生,他就被過繼給了無法生育的大伯。我12歲時,母親懷了小弟。生孩子時難產,小弟留住了,母親走了。母親死后,我爹帶著我,三弟還有四弟相依為命。這就是我的家庭背景。

而我的故事,則是要從1935年,我和家珍結婚時講起。

那一年,長江流域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,顆粒無收。熊家畈受災嚴重,不少人都出去逃荒了。為了活下去,有人將女兒嫁了出去。畢竟少一個人,就少一口吃的。就這樣,18歲的熊家珍嫁給了我。洞房的那天晚上,是我們倆第一次見面。

去年(1934年),我三弟生病去世。當時,我的父親說,「你娘剛死幾年,你弟弟又沒了,不吉利,給你說門婚事沖沖喜。」那個時候,我也才16歲。但是農村結婚早,16歲也能娶媳婦。就這樣,我爹趁著大災,托媒人給我找了家珍當老婆。

婚后,我的生活很甜蜜。家珍接連給我生了4個孩子,三兒一女,老大叫環金,老二叫仁杰,老三叫蘭香,老四叫冬冬。眼看著日子越來越好,可1948年的一場意外,打破了我家的平靜。我清楚地記得那天的日子,農歷四月初四。

晚上,我和家珍剛剛躺下,就聽到了急促的敲鑼聲,并伴隨著喊話,「去保長家開會,抽丁。」沒一會兒,我,四弟劉沐青,還有我父親,都起來了。我們爺仨來到保長家以后發現,他家早就站滿了人。等人來得差不多時,保長劉宿竹說:

圖:國民黨時期推行的保甲制度 這是廈門市的一份證明

「外面在打仗,按照二抽一的規定,凡是家中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的,都要抽丁。這一次,我們村子被分配了8戶」。隨后,保長劉宿竹點了這八戶戶主的名字,其中就有我爹劉彥文。緊接著,他又指了指八仙桌上的一個瓷碗說,「抓鬮,這里面放了八個紙團,寫好了壹到捌,誰要是抽中前三個號,誰就去。」

我爹離得近,他先抽,打開一看,上面寫了一個大大的「貳」字。看到結果以后,我爹的雙腿直打顫。四個兒子,一個送人,一個夭折,現如今又要有一個人去當壯丁。但凡上了戰場,就很難活下來了。更讓我爹愁的是,手心手背都是肉,他該送走哪個兒子?

回家以后,我爹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,他說,「要是讓老大去,就會拆散一個好好的家庭,他有老婆,還有4個孩子。」話都說到這份上了,弟弟也明白,他說,「爹,那就讓我去吧!」我一直沒有說話,因為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。其實,弟弟也才剛滿18歲,結婚的日子也定好了,就在八月初八,他一走,這門親事也就黃了。

作為老大,我本該挺身而出,可我放不下家珍和四個孩子。

第二天一大早,保長劉宿竹就帶著鄉長葛明昶來我家領人。弟弟走后的兩天,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覺。一閉眼,就能想起弟弟被帶走時的蒼白的臉龐和哀怨的眼神。他仿佛在說,憑什麼是我?一屋之隔的父親的房間內,也頻頻傳來咳嗽聲。這幾天,父親反復念叨著,「都怪我,是我害的孩子,我真該死!」

圖:老照片

幾天后,我聽村里的人說,「我去縣城趕集時,看到你弟弟沐青了,他還沒走。」聽說弟弟還沒走,我便萌生了換弟弟回來的想法。這天清晨,我推了推還在睡覺的家珍說,「我想去換沐青回來」。本來還困得不行的家珍,聽到我的話以后,突然坐了起來說,「你胡說八道什麼?」

我說,「我沒胡說,我已經想好了。我現在已經有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,我死了,也不會斷了根。可沐青不一樣,他還沒有結婚,要是在外面死了,豈不是要絕后?」沒等家珍反應過來,我就已經準備穿衣服出門了。

走的那一年,最大的環金也才剛8歲,最小的冬冬還不滿8個月。

我去縣城換回弟弟的第二天,隊伍就開拔了。起初,我們先是被帶到了漢口,后來又在粵漢碼頭駐扎。其實,我之所以敢去縣城換回弟弟,是因為我有被抓的經驗。

1938年,我被一個叫陳崗祥的人抓到了縣城。后來,他們又把我送到了武昌徐家棚,關在一個軍用倉庫的樓上。長官看我的個子高,就讓我當副班長。由于我們當時還不是正規軍,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。期間,我一直在盤算著怎麼逃跑。因為我知道,一旦換上軍裝,就不容易跑了。

我后來發現,每天晚飯后,哨兵會進行一次換崗,此時的看守最松懈,是逃跑的絕佳機會。在觀察了一段時間后,我趁著哨兵換崗,以拉肚子為由跑到了一片萵苣地。平時,就算是上廁所都有哨兵跟著。但是因為我是副班長,再加上他們在換崗,就被我鉆了空子。趁著夜色,我逃脫了國民黨的看守,回到了家。正是這次的「逃兵」經歷,讓我有了換回弟弟的底氣。因為我想用同樣的方法,再逃一次。

可我萬萬沒想到,這一次的看守太嚴了。一連兩個多月,我始終沒有找到逃跑的機會。

就在這時,一個叫陳保權的排長,找到了我說,「你老婆是不是叫熊家珍?她好像在找你。」在這位排長的安排下,我和家珍在碼頭見了一面。原來,自從我把弟弟換回來以后,家珍就一直在想方設法地打聽我的下落。當她聽說我們這群被抓的壯丁,正在粵漢碼頭休整時,便找到了碼頭。

見面后,家珍也不說話,只看著我哭。看到她哭,我也很心疼,連忙給家珍擦眼淚。沒過一會兒,家珍就要走了,走時給我塞了三塊大洋。當時,部隊不允許新兵藏私房錢。為了不被別人發現,我將兩塊大洋藏在被套里,又托一位老兵,幫我買了一雙襪子和一瓶治頭痛的藥水,花了一塊我大洋。

早在去年時,家珍就想買一雙長襪子,卻一直舍不得買。而且,家珍還有頭痛的老毛病,也不舍得花錢找醫生。買這兩樣東西時,我就在想,「如果這次還能逃掉,我一定要把這兩件東西交給家珍,她一定會非常高興」。

然而,就在第2天,連長不知道聽誰說我藏了兩塊大洋。把我叫到了連部,見面就給了我兩個耳光。最后,錢被沒收了。倒是把那雙長襪和眼藥水,留給了我。我也將他們視若珍寶,一直放在枕頭下面,沒事時就拿出來看看。

7月,我們被悶罐車拉到了北平。在北平西郊,我被編入青年軍208師624團。由于我們這批人大多都是農民,不會打仗,國民黨先是對我們進行了三個月的訓練。隨后,我所在的624團接到命令,由北平向唐山進發。到達唐山時,解放軍的東北野戰軍已經揮師入關。于是,我們團又被要求退守塘沽。

當時,塘沽作為逃到海上的唯一通道。守住塘沽,就還有退路。塘沽失守,天津的部隊就會成為甕中之鱉。然而,解放軍沒有死纏著塘沽,而是直接圍住了天津。1949年1月15日,天津就被解放了。天津解放后,我們這批負責守備塘沽的部隊頓時間軍心動搖,開始全線潰退。

我第一次意識到了什麼叫兵敗如山倒,當時的塘沽碼頭亂成一團,到處都是爭相擠著上船的國民黨士兵。為了活命,我也拼命往船上擠。很幸運,我擠上了船。可我到后來才意識到,擠上船,才是我噩夢的開始。

我們這支敗軍,先是撤退到杭州休整,后來又去了舟山群島。最后,我們在一個名叫登步島的地方,登上了前往台灣的軍艦。坐在軍艦上,我從背包里面掏出了那雙襪子。摸了一遍又一遍,淚水打濕了眼前。朦朧間,我仿佛聽到了我小兒子冬冬的聲音,他已經會叫我爸爸了。

剛來台灣時,我異常頹廢。戰友們打牌,我從來不參與。他們喊我上街,我也是搖了搖頭。日復一日,年復一年。直到1956年10月,我被派去駐守金門。在這里,我一待就是兩年時間。期間,我還經歷了八二三炮戰,差點被一枚炮彈炸死。當時,那枚炮彈就落在離我十幾米遠的地方,現在想想都后怕。

說來也怪,自從1948年,我被國民黨抓走以后。大大小小的戰役,我也經歷了不下幾十場。然而,每一次都能與死神擦肩而過。而隨著參軍時間的增長,我的職位也在一步步上升。初來台灣時,我是班長。被派去駐守金門時,已經是排長了。從金門回來后,我被越級提拔為中校通訊員,負責團里的無限通訊。

我是1958年11月,被調回台灣本島的。這時,距離我來台灣已經快9年了。和我同一批來的老兵,大多數都找了當地姑娘再婚。當然,也有人要給我說媒,卻都被我婉言謝絕了,我說,「我來台灣已經夠對不起我的老婆和孩子了。不管她(家珍)是否還活著,有沒有改嫁,我都不準備再取娶了,我要給自己贖罪」。

1970年,我辦理了退役手續。多年以來,我幾乎沒有社交,攢下了不少錢。退役后,我在桃源縣八德鄉永福街買了一棟房子。幾十年下來,由于遲遲無法回大陸,我的心早就冷了,也不想再折騰了,就準備守著退役金過日子。我想,只要我省著點花,這輩子很快就能過去了。

在渾渾噩噩當中,我度過了9年的時間。1979年元旦,一位老鄉興沖沖的找到我,他非常神秘的說,「嘿,你聽說沒有,那邊發表了《告台灣同胞書》,還歡迎我們回去呢!」老鄉的話,重重的砸在了我的胸膛。我下意識的想,「我是不是還有機會見到家珍?」

那天晚上,我又失眠了。因為睡不著,我就從箱子底下翻出了那雙襪子,緊緊的貼在了胸口。老鄉的話一直縈繞在我的耳畔,回家,成了我最大的心愿。只可惜,我始終沒有找到回去的辦法。此后兩年多,我原本沉寂下來的心,漸漸變得急躁起來,我想回家。

1981年1月1日,我聽別人說,大陸那邊開通了專門針對台灣同胞的廣播——一個名叫《空中之友》的欄目。

1月2號一大早,我就跑去大南鎮買了一台非常昂貴的收音機。等夜幕降臨后,我關好門窗,躲在被子里面偷偷收聽《空中之友》的欄目。那段時間,主持人徐曼親切美妙的聲音,成為了一劑良藥,極大的緩解了我的思鄉之情。可惜,這劑良藥無法治除根,想要除根還得回家。

1983年5月,我想家想的難受。于是,我向當局提出了前往香港探親的申請。其實,我在香港并沒有親人,我只是想從香港回大陸。意料之中,我的申請被拒絕了。他們告訴我說,「你有大陸思想,上頭不批準」。第二年,我又申請了一次,還是被拒絕了。我氣的大罵,「我為你們賣了一輩子命,你們有沒有良心?」

也許是被我罵怕了,1985年秋天,我的第三次申請竟然通過了。但是,他們要求我找兩個擔保人。這還不容易?我立刻找了同鄉劉協民和潘后江替我擔保。終于,歷時兩個多月,我的手續終于辦妥,參加了一個馬來西亞——香港的10日游觀光團。為了不引起台灣當局的懷疑,我沒有動家里的任何家具,冰箱和彩電都還通著電。我的旅行包里,只有幾件換洗的衣服,花剩下的5千美金,還有那一雙襪子。

1985年11月8日,我在桃園機場坐上了前往馬來西亞的飛機。12月1日,我人已經出現在了我老家赤壁。坐在鎮委會會議室內,我喃喃自語,「變了,變化太大了,簡直不敢相信,這竟然是我的老家!」大約等了兩個多小時,我們村的村長劉秀辰,帶著一個60多歲的老太婆來了。我只看一眼,就知道她是家珍。

見面時,我大喊了一聲,「家珍,我回來了。」說完,我就撲了上去,想拽住家珍。然而,令我沒想到的是。家珍似乎不認識我了,朝我冷冷的看了一眼,徑直坐到了墻角的沙發前。頓時間,我的心比窗外的寒風還要冷。為什麼?38年了,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家珍,可家珍為何這麼冷漠?

我以為家珍在生我的氣,連忙上前,彎下腰輕聲說道,「家珍,都怪我,這幾十年讓你受苦了。」然而,家珍并沒有理我,她哼了一聲,就把頭擰向了一邊。她的反應讓我很尷尬,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這時,村長劉秀辰站出來說,「回來就好,回來就好,走,我帶你們回家。」

家,早已不是我離開時的樣子。而等我到家的時候,門口也圍滿了人。有我認識的,也有我不認識的。等所有人走后,外面的天早就黑透了。這時,兒子環金端來了一碗熱茶說,「爸,早點休息。」我沒有喝,站起身去了里屋,才發現家珍已經在床上躺下了。她和衣而臥,面朝著墻,我也看不到她的表情。

我走到床前,小聲的說,「孩子他媽,你還不能原諒我嗎?」此時,已經回家幾個小時的我,還沒有和家珍說上一句話。正當我不知道該如何辦時,兒子「撲通」一聲跪在了地上,他說,「媽,爸孤身在外幾十年,他也不容易。如今總算回來了,您就別再為難他了。要是被外人知道,我這當晚輩的怎麼見人?」背對著我的家珍,突然說了一句,「你還不如不回來,死外面算了」。

我沒說話,立刻拿出旅行袋,掏出了那雙襪子。這是一雙米黃色棉紗織的長襪,由于被我揉搓了太多次,看上去已經很舊了。我雙手托著襪子,碰了碰家珍的后背說,「你還記不記得那年,我被抓到漢口,你帶了三塊大洋去看我。后來,其中兩塊大洋被長官沒收了,剩下的一塊大洋,被我用來買了襪子和治頭疼的藥水。那瓶藥不能用了,就被我給扔了。這雙襪子,我留了30多年……」

聽了我的敘述,家珍終于忍不住了,她扭過了頭,一邊哭一邊說,「你知道嗎,這30多年,我是怎麼過來的嗎?你要是不走,我會是這樣嗎?」說完,她接過了襪子,趴在我的肩膀上哭了起來。當天晚上,我們一夜未睡。她跟我講她的過去,我給他講我的過去。家珍告訴我說:

「你走了以后,我們娘幾個吃了上頓愁下頓的。好在你弟弟還算是有良心,經常幫著咱家干活。但是,他畢竟是個當叔的,代替不了當爹的。咱家這幾個小孩,十歲之前,天天哭著要找爹。一碰到刮風下雨,就縮成一團,嚇得哇哇大哭,都跟著喊,‘爹,你去哪里了?我怕!’……

……有一年過年,老三蘭香看著人家鍋里在煮魚,饞得直流口水。她就跑去找人家說,‘阿媽,你煮的魚真香,我能幫你試試咸淡嗎?’人家聽了直嘆氣,還說,‘哎,沒爹的孩子,真是造孽。’」……

那天晚上,我幾乎沒說話,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聽家珍說。我知道,她有38年的委屈。我必須讓她全說出來,否則會憋出病來。

對于我來說,我對家珍只有感激。在我不在家的38年中,家珍替我給父親送了終,不僅將4個孩子拉扯長大,還幫他們成家立業。就在我回來的那一年,我的大孫子都快20歲了。看著這麼多孩子進進出出,我知道,這個家,我回的值!這次回來后,我就再也沒有回台灣。

后續:由于劉云仲是偷回大陸。沒多久,他「失蹤」的事情被台灣發現,不僅注銷了劉云仲的戶口,還取消了他的退役金,并將他列入了黑名單。不過,那兩位為他簽了擔保書的同鄉,并沒有因此受到太多懲罰。而對于生活在大陸的劉云仲來說,這一切都和他沒有關系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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