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老兵被母親送走,哥哥被父親送走,59歲回鄉:姐,我沒買粽子

庄溪源 2022/07/25 檢舉 我要評論

白佳和,浙江舟山人。1950年,國民黨退守前夕,在舟山到處抓壯丁。抱著讓兒子有出息的想法,母親主動將住在鄉下的白佳和交給一位國民黨的連長帶走。另外一邊,因為父親的原因,城里的哥哥也被國民黨抓走。就這樣,命運給這家人開了個玩笑,母親認為大兒子還在,父親認為小兒子還在。

以下,我將采用第一人稱視角,講述台灣老兵白佳和的故事。

圖:舟山定海縣老照片

我家住在舟山的司前村,全村加起來也就30多戶人,全都靠打漁為生。在村子里,我家算是比較有錢的。從我爺爺開始,我家就有2艘大船,2艘小船。因此,村子里有兩三戶人家都是靠我家的船謀生,得給我家的船交租金。按照當時的階級劃分,我家是半個地主階級。

因為我家比較有錢,所以生的孩子也比較多。我上面有1個哥哥1個姐姐,下面有2個妹妹。國民黨敗退前夕,哥哥在城里讀書。我和姐姐以及兩個妹妹,跟著母親在鄉下生活,父親整天在外面出海打漁。不能算是大富大貴,但是也絕對是衣食無憂的家庭。

1950年5月,國民黨撤退。當時,有個連長就住在我家,他跟我母親說,「我們馬上就要走了,準備去台灣。」母親聽了以后,就把我拉了過來對連長說,「男孩子留在鄉下,一輩子也沒出息,你把他帶走吧。」那時,母親覺得她有兩個兒子。大地在城里讀書,就算把小的送走也沒關系。要是我能混個一官半職,那就是有出息了。

盡管母親準備送我走,但是她內心還是有點不舍得的。臨走的前一天,母親為我收拾了一整夜。他一邊幫我整理行囊,一邊哭著囑咐我說:「兒呀!袋子里面的銀元和金戒指一定要藏好。出去了以后,聽連長的話,早點回來。」

看到母親哭,我卻一滴眼淚都掉不出來。說實話,我當時還挺高興的。因為我那時才12歲,還不知道什麼是危險,只感覺當兵挺好的。后來回想,大概是因為住在我家的連長很有錢,出手也比較闊綽,我想象他一樣。

圖:端午節 老照片

所以,當我兩個妹妹抬著頭問我,「哥,你什麼時候回來」時。我告訴他們說,「一個多月就回來了,到時候過端午節,我從台灣給你們買粽子吃。」就這樣,天還沒有亮,母親就送我出發了。一直送到村頭,我擺擺手讓母親帶著妹妹和姐姐回去睡覺。

第二天早上,太陽都升得老高了,我們才走到碼頭。到了碼頭髮現,整個碼頭人山人海,擠得水泄不通。在連長的帶領下,我好不容易才擠上了軍艦。由于一夜沒睡,我困極了,隨便找個地方躺了下來,倒頭就睡。不知道睡了多久,連長搖醒了我。

連長問我,「你母親給你的包里面都裝了些什麼?」我當時小,不會撒謊,就實話實說道,「衣服,鞋子,還有……還有幾十塊銀元,我娘的金戒指。」聽完后,連長說道,「船上人多手雜,你把東西給我,我幫你保管,下了船再給你。」說著,他就從我懷里拽走了包裹。隨后,他又從包裹里面掏出三塊銀元說,「你先留著零花,不夠再問我要。」

船長走了以后,就該吃晚飯了。有人暈船,吐得到處都是。還好我從小在海邊生活慣了,沒覺得不舒服。就這樣,又過了五六天左右,船只終于靠岸。聽船上的士兵說,這里是台灣基隆港。離得老遠,我就聽到了震天響的禮樂聲。下船時才知道,這是在歡迎我們。

當天,前來碼頭上迎接我們的大多都是學生。我現在還記得,人群中有一塊橫額大紅布上貼著金色的字:「基隆女中歡迎國軍將士來台」。船停穩以后,所有人都急著往下跑。對于暈船的人來說,船上的感覺太不好受了,他們想早點逃離這里。

這時,我想起了帶我來的船長,連忙去找他的身影。可由于人太多,我和他走散了。后面的人想下船,就使勁推我。我還沒找到連長,人就被推下了船。下了船以后,我問一個路過的士兵,「你看見連長了嗎?」對方問我,「叫什麼名字?哪個部隊的?」然而,我家一直都叫他連長,也從來沒問他叫什麼,是哪支部隊的。

后來,所有人都下船了,我仍然沒有找到連長的身影。

再后來,所有的部隊都走了,連歡迎的人群都散了,我才意識到,我走丟了。當時,我看到碼頭上有很多空著的倉庫,就躲進了倉庫里面。我心想,連長髮現找不到我時,肯定會來碼頭找我。可就在傍晚,負責在碼頭巡邏的人發現了我,將我趕走了。

被趕走以后,我也不知道該去哪兒。隨便找了一個方向,徑直走了半個多小時,來到了一個廣場。這時,我餓極了。恰好,附近有不少流動攤販,正在販賣年糕和粽子。我花了一塊銀元,買了三個茶葉蛋。后來才知道,1塊銀元可以把攤子都包下來。攤販看我年齡小,騙了我的錢。

入夜,我沒地方睡,就睡在了廣場邊上。第二天,我又去了碼頭,還是沒等來船長。此后兩三天,我白天去碼頭,晚上回廣場上睡覺。渴了就去廁所喝點水,餓了就買點東西。可兩塊銀元,根本不經花。小販連蒙帶騙,僅五天時間,我就沒錢了。從此,我成了乞丐。

當時,附近有個菜市場,經常扔一些爛掉的菜葉子。每逢下集,我就去撿菜葉子吃。除了在菜市場撿爛菜葉子,我還經常在飯店門口晃悠,看看能不能碰到好心的老板,給我施舍一口飯。

有一天,我路過一家餐廳。那味道簡直太香了。我順著香味兒,不知不覺間走到了餐廳后面的巷子。進了巷子才發現,這里和餐廳后廚連在一起。前廳用過的碗筷,會被送到這里洗刷。我走過去的時候,正好有個老頭在那里洗碗。他發現我后問我,「餓不餓?」我點了點頭。

沒一會兒,他從廚房端來了一碗飯,上面還蓋了一塊肉。這是我來到台灣以后,吃到的第一碗飯。我一邊吃,一邊哭。剛才的老頭也沒管我,只顧著低頭洗碗。過了一會,他才開口說道,「我前幾天就看到你了,在廣場那邊睡覺,你是從哪里來的?」我告訴他說,「我是從大陸來的。」

他「哦」了一聲,繼續說道,「那你來幫我洗碗吧,我讓后廚給你留點吃的,晚上你還回你老地方睡覺」。我一聽高興極了,連忙跪在地上給他磕了個頭。就這樣,我被這家飯館的洗碗工收留了。在這里,我干了兩個多月。直到8月份,一個經常來飯館吃飯的士兵找到我。

他問我說,「我看你天天跑到廣場上睡覺,你是從哪過來的?」我又把我怎麼到的台灣,以及到了以后發生的事情,告訴給了士兵。士兵說,「那你跟我去當兵吧。」我問他,「當兵有飯吃嗎?」他肯定地說,「當然有了,跟我走吧。」就這樣,我來到了部隊當兵。

登記的時候,負責登記的人問我,「你今年多大了?」我告訴他說,「十二歲」。他說,「十二歲太小了,給你加兩歲。」雖然給我加到了14歲,但是我的個頭還非常小,把軍裝穿成了戲服。進來以后才發現,像我這樣的幼年兵還有很多。

部隊里之所以有這麼多幼年兵,是因為國民黨一路敗退,編制早就不全。上級為了吃空餉,將我們這些幼年兵抓過來頂替位置。1951年,時任陸軍總司令的孫立人來我們部隊視察時,發現娃娃兵特別多,就下令成立了幼年兵營,后來被擴建為幼年兵總隊。

幼年兵總隊分成三個大隊,每個大隊又有三個中隊,總計1000多人。我在第9中隊,在我們中隊,最大的17歲,最小的才6歲。別看這群人都是小孩子,可他們在整人時,有時候比那些大人的手段還要狠。

有一次,三伏天的中午。我在路上遇到一位班長,依軍紀要求向他敬了禮。沒想到,班長突然對我說,「別走,跪在這里,我看看你的耐力怎麼樣。」就這樣,我在烈日下面跪了一個多小時。膝蓋下面全是鵝卵石,又燙又硬。直到一位排長路過,才讓我回去。

那時,像這樣的懲罰,時不時地就會發生。有一次,僅僅是因為一個非常小的過錯,我就被連長要求在全連面前罰站。其實,罰站倒是沒什麼,關鍵是連長讓全連120多個人,挨個在我的臉上吐口水。以至于此后幾個月,我總是夢到這段經歷。

1953年,幼年兵總隊解散。解散后,上面挑了20多個人,給蔣介石去當侍衛。我和另外200多人,由于年齡小,又被安排到政工干校讀書,當了學生兵。按照學歷來講,我屬于國中學歷。按照軍銜來講,我是二等兵。

接下來的幾年,我在政工干校讀完了國中和高中。原本,初高中加起來應該有6年的學制。但是因為我們這200多人基本上都是「孤兒」,放了暑假根本沒地方去,便縮減為4年學制。畢業后,我也順利升了為中士。

1960年,我已經升到了少尉,被分配到所謂的「救國軍」任職。當時,部隊中有個叫「心廬」的內部研究機構,專門負責研究文學和新聞工作。機緣巧合之下,我加入了這個機構,從此就走上了文學和新聞工作者的道路。后來,我陸續被調到多家報社工作,并擔任編輯等職位。

期間,我認識了我太太,她也是一位新聞工作者。當年,在國民黨空軍部隊任職的岳父,帶著太太來到了台灣。后來,我和太太在工作中相識。婚后,我倆陸續生了三個孩子。

1987年,兩岸開放探親,我49歲。80歲的老岳父,將我和太太叫了過去,岳父說,「你倆幫我給四川老家的親人寫一封信,看看能不能聯系得上」?后來,我把信寄了過去,可等了幾個月也沒有等到回信。我把這件事情告訴給了岳父,岳父長嘆一口氣說,「唉!聯系不上就算了,畢竟也有40多年了,說不準都死光了。」從此,岳父便打消了回大陸的念頭。

后來,太太問我,「你要不要也給家里人寫一封信?」于是,我也給家里寫了一封信。我當時想,就算父母都不在了,可我哥哥還在,姐姐還在,兩個妹妹還在,總不至于一個都聯系不上吧?誰曾想,還真的是一個也沒有聯系上。我傷心極了,就問太太,「怎麼回事?我這麼多兄弟姐妹,總不能都死光了吧!」

此后幾年,我始終在想方設法的聯系家里人。沒想到,這一找就是10年。直到1997年,幫我找人的朋友告訴我說,「聯系上了,我們找到了你姐姐,她現在在上海,你要不要給她寫封信?」我二話沒說,立刻給姐姐寫了一封信。然而,我嫌信寄得太慢。半個月后,我就坐上了回大陸的飛機。

在上海,我見到了60多歲的姐姐。時隔近半個世紀,終于再見到家人。那種感覺,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講清楚的。見面后,我抱著姐姐哭著說,「姐,我沒買到粽子」。直到回家這一天,我仍然記得,我當年離開時,我答應要從台灣給我姐和我妹帶粽子回來。但是回來探時不是端午節,我沒買到粽子。等情緒平復下來后,我就問姐姐,「咱娘呢?咱爹呢?我哥呢?我妹妹呢?他們去了哪里!」姐姐告訴我說:

「當年,你剛走七八天,父親就回來了。回來后,父親告訴母親說,‘前幾天,我去城里賣魚,被國民黨抓走了。大兒子聽說以后,跑去軍營把我換了回來。我當時想,大兒子去當兵,我還有個小兒子。’母親聽后當場就暈倒了。醒來以后,母親一直扇自己的臉,邊扇邊說,‘我這輩子是造的什麼孽,大兒子被他爹送走了,小兒子被我送走了,我兩個兒子都沒了!’

后來,母親在家里就沒有抬起過頭。逢年過節,父親都會數落母親,說她當初不該做主將你送走。有一次,父親生氣極了,用扁擔將母親打成重傷。再后來,老家這邊到饑荒,母親吃了太多觀音土,得病死了。臨死前,母親還在叫你的名字。

1985年,父親得了癌癥。但是咱家窮,又沒有男孩,沒錢治病,父親也走了。臨走前,我就在他床邊。父親說,‘如果能讓我看一眼台灣的兒子,我的病立刻就能好。’后來,父親又說,‘早知道小兒子被送走,我說什麼也不會讓大兒子換我。’聽到父親這樣說,我這個做女兒的,心里別提有多難受了。」

聽到這里,我又忍不住哭了。我實在是沒想到,哥哥竟然也被送到了台灣。如果早知道的話,我在台灣說不準還能找到哥哥。我也沒想到,父親和母親都是在愧疚中去世。我又問姐姐,「姐,87年開放探親時,我給老家寄過信,怎麼沒有回信呢?」姐姐說,「老家一個人都沒了,我和妹妹都出嫁了,自從父親死后,我們就沒回過老家,自然接不到你的來信。」

這次回去探親,我在老家待了一個多月。先是在上海的姐姐家住了一段時間,后來又回了一趟舟山,給父母上了墳。一個月后,我便返回了台灣。回到台灣后,我立刻動用所有的關系,尋找哥哥的下落。因為有名有姓,再加上都在部隊待過,一找就找到了。

可惜,聯系晚了。早在1980年時,我哥哥便因為生病去世。后來,我去了哥哥的家,見到了嫂子。生前,我哥哥和嫂子生了1個兒子1個女兒,也算是給自己留下了根。但是因為哥哥不在了,我們兩家聯系的也不太多,侄子和侄女對我都不是特別親。

1998年,我60歲,在新聞領域待了35年,在台灣待了48年。年齡大了,我便選擇了退休。退休后,我很少回大陸。逢年過節,我會給大陸的姐姐和妹妹打一通電話,再寄一點錢。雖然退休了,但是我干了一輩子的新聞工作,哪能說停就停。閑來無事時,我還會幫幾家報社寫寫時評和社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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